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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拉克勒斯勇斗野狮

虽然古希腊的奥运会并没有因弗列尼斯的勇敢之举而向女子敞开大门，但作为整个社会一大重要组成部分的女性，她们从未放弃过争取参加体育竞赛的机会，而且女性自己也举办过体育赛事。《女性与体育：历史的透视》一书中介绍了古希腊专为女子举办的“赫拉运动会”（HeraeaGames)。据说，“赫拉运动会”是由古代奥运会的创始人佩洛普斯的妻子基波达米娅公主创办的。基波达米娅因婚姻幸福而酬谢天后赫拉，从16个城邦中各挑选出一名女子在奥林匹亚举办了第一次女子竞技赛会。此后渐成风气，每四年便在奥林匹亚圣地举行一次。会上只有赛跑一个项目，赛程为五英里的六分之五，按年龄分为三组进行比赛，通常年龄最小的一组先跑。竞技女子身着一件紧身的、裙端仅垂到大腿中部的短裙衣，袒露右肩和右胸，赤脚在跑道上奔跑追逐。赢得比赛的女子优胜者和奥运会男子优胜者一样，会获得一顶神圣的橄榄花环以及一块祭祀赫拉女神用的画像。

斗转星移，岁月变换，当我们把目光投注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时会发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女性体育的发展与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密不可分。《女性参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历程对女性思潮嬗变的影响》一文中指出，19世纪70年代末，女权运动从过去的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到体育这一长期排斥女性的领域。女权体育思想由美国波士顿迅速传遍大洋彼岸的英国、法国、德国、丹麦和瑞典等国家，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酿成了一场争夺女性体育权利的运动。毫无疑问，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女性争取自身解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但在追求性别平等的漫漫长路上，前方仍是障碍重重。

被誉为“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的皮埃尔·德·顾拜旦（Le 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虽然对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功不可没，但其一生都极力反对女性参加奥运会。他认为女子体育竞赛是“人类眼睛所能看到的最没有美感的景象”，开放女性参与是“没有实际操作性、无趣、反审美并且不正确的”，在1912年的《奥林匹克评论》中，他给奥运会下的定义是：“以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以忠诚为手段的、以艺术为环境的、以女性的喝彩为奖赏的、庄严的、周期性的男子体育精神展示。”因而在其任期内，有关女子的奥运会参赛资格迟迟未能得到正式承认。

皮埃尔•德•顾拜旦

虽然如此，女性仍旧尽力争取自己的体育权利。在公认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1896年雅典奥运会上，尽管没有女性运动员正式参赛，但有一位无名女子在要求参加马拉松比赛遭拒后，仍坚持四个半小时跑完全程，以自身的行动挑战传统观念的固陋。据《20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一书介绍，在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上，以开放著称的东道主法国率先派出了女运动员参赛。由于法国是东道主，所以纵使顾拜旦和国际奥委会反对女子参加奥运会，但却拿法国没有办法，随后英国、美国等也纷纷效仿。

虽然女性的这次参赛并没有得到奥委会的正式认可，但它标志着女子首次登上奥运会赛场，同时也冲击了不许女性参加奥运会的惯例。在1912年的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国际游泳联合会（FINA）受当时女权运动的影响，首先决定将女子游泳列入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澳大利亚女运动员范妮·杜拉克（FannyDurack）获得女子100米自由泳第一名，成为现代奥运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冠军。她在100米预赛中用时1分19秒7，创造了当时世界最好成绩，比第一届奥运会该项男子冠军的成绩还快2秒4。

范妮•杜拉克

然而，国际奥委会却对女性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故意视而不见，拒绝设立除游泳等极少数项目以外的其他女性比赛项目，这自然引起了希望平等参与体育的女性的强烈不满。1917年，一位法国女子（爱丽丝·米利亚）勇敢地站出来与顾拜旦和国际奥组委进行了斗争，强烈要求允许女性参加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的田径比赛，当该要求遭到拒绝后，她在1921年建立了国际妇女运动联合会（FSFI)，并在次年于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一届“妇女奥运会”。苦心人天不负，1924年国际奥委会迫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终于作出了同意女性参加奥运会的决议。于是自1928年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起，男女运动员才真正做到了制度规定上的平等参赛。

《妇女在奥运会中地位的转变与提高》一文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妇女地位上升、经济发展与世界局势的相对和平为女性参加体育运动提供了良好条件，再加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诸如女子身体不适宜运动等理论彻底破产。此外，二战后奥运会的设项也不断朝着男女平等的方向迈进。从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几乎在每届奥运会上都新增女子项目。例如，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女子马拉松第一次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美国的琼·本诺伊特（JoanBenoit）以2小时24分52秒的成绩成为第一个女子马拉松冠军。随着项目的增多，女性参加奥运比赛的人数也不断上升，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女性选手人数比第二届奥运会时增加了近230倍。

夺冠的琼•本诺伊特

除了女性自身争取体育权利的斗争之外，一些男性开明人士也与她们并肩战斗。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继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之后接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他在前任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推进性别平等。2012年第101届国际妇女节（IMD）上罗格发表演讲称将“对性别平等发起冲击”，他说：“两性平等现在已经被列入《奥林匹克宪章》，是奥运会组织的指导性原则。”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首次实现了历史上所有参赛国家都有女性运动员参赛、所有比赛项目都设有女子项目。

虽然奥运会在性别平等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传统男权社会的观念和陈规并没有完全被去除，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性别禁忌依旧存在，给体育运动增添了许多体育之外的变数。例如，荷兰女子跑步选手范妮·布朗克斯·科恩（Fanny Blankers-Koen）就曾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四块金牌后收到恶意邮件。在更晚些的年代则出现女性运动员需接受性别检测的情况，而这被认为带有侵犯性和歧视性的色彩。

安能辨我是雄雌？——源于女性赛事争议的奥运会性别检测

性别检测的产生源于对女子比赛胜负的争议。诚然，因先天生理条件的不同，男女在运动中的表现本就存在明显差异，而竞技体育恰恰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动员肌肉力量和耐力的比拼，所以在这方面男性比女性占有优势。因此，如果男人伪装成女人到女性群体中参与竞争，夺冠的概率便大大增加，求胜心切之人不免会打起男扮女装的主意，这无疑是对女性公平参赛环境的破坏，所以人们往往会质疑女性运动员的性别。“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基石，为消除竞赛中的欺骗行为，性别检测被提上议程，尤其是针对女性赛事的检测。性别检测的技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其检测标准受多项因素制约。

备战中的海伦•斯蒂芬

在日常生活中，区别男人和女人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凭借外貌和体形，所以一开始人们也是按照一般性别特征的常识来判断区分男女运动员，但现实情况远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据相关报道，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创造女子百米世界纪录的波兰选手斯坦尼斯洛娃·瓦洛斯维奇（Stanislawa Malasiewicz）因其男人般强壮的身体和低沉的声音曾招致许多人的猜疑。而四年之后，当她再度出征柏林时却意外地输给了美国人海伦·斯蒂芬（HelenStephens)，瓦洛斯维奇愤然指责斯蒂芬是男性。由于当时缺乏可靠的科学检查手段，国际奥委会只能要求斯蒂芬本人证明自己确是女子。迫于无奈，斯蒂芬只得在裁判团面前脱光衣服证明自己是女儿身。原本以为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岂料时隔44年后此事再生波澜。1980年，结婚后移居美国的瓦洛斯维奇被歹徒劫杀，尸检结果表明曾经指责斯蒂芬是男性的瓦洛斯维奇却拥有完整的男性外生殖器及含混的染色体。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很多曾是瓦洛斯维奇手下败将的运动员心中不满，甚至还有选手公开表示要求瓦洛斯维奇交还奥运奖牌。

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田径赛场上，身材健硕的波兰运动员埃瓦·克洛布克瓦斯嘉（Ewa Klobukowska）在女子百米短跑中夺得铜牌后又和队友打破4×100米接力世界纪录。但是三年后她却被查出性别染色体不合格，鉴于奥运会的竞赛规定，她不能作为一名女性参加国际大赛，虽然她的队友仍可以保留接力赛金牌，但她们创造的世界纪录被取消。对此克洛布克瓦斯嘉表示“清楚自己的性别”，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件十分肮脏和无聊的事”。同样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强壮的苏联运动员塔玛拉·普莱斯（Tamara Press）获得射击和铁饼两块金牌，伊尔娜·普莱斯（Irina Press）取得了五项全能冠军。两姐妹在职业生涯中创造了23项世界纪录，但她们过于强健的体格令人生疑，甚至有媒体猜测说她们被注射了男性荷尔蒙，也有人说她们就是男性。最后，“她们没有长胡须”的定论堵住了众人的嘴。但在下一届奥运会决定实施性别检测的时候，两姐妹却悄然退出了奥运舞台，这一举动更使得事件本身扑朔迷离。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性别争议成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的焦点，汹汹舆论已经影响到奥运会本身的公平性与公正性。有鉴于此，国际奥委会决定，从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始，对女性运动员进行性别检测，以此来防止男性运动员利用生理优势混入女子项目窃取荣誉，并为真正的女性运动员提供公平良好的竞赛环境。当时采取的是对第二性征（乳房、阴腋毛等）和外生殖器进行性别鉴定，这要求女运动员接受身体检查，或直接进行妇科检查。在这次检测中，所有接受检测的女性运动员都得以通过，但这后来被证明不够科学。于是从1976年起，国际奥委会决定用“巴尔”试验的方法对女选手进行染色质检测。通常，女子细胞中有两条X染色体，男子细胞中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Y染色体决定人类性别，即有Y染色体是男人，没有Y染色体则是女人。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方法也并不完全可靠，而且此种检测方式费时费力，在奥运会上适用性不高。为此，国际奥委会敦促各国加紧研究更科学的性别检测方法。但在1999年6月，国际奥委会取消了“所有参加奥运会的女运动员必须参加性别检查”的规定，宣布只在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才进行性别检测。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规定只有在对个别运动员的性别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才采取医学人员的干预。2008年北京奥运会首次在奥运会设置了性别专业检测的机构。根据医学分类，最权威的检测需进行六种性别的鉴定（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内外生殖器性别、基因性别、社会性别、心理性别），才能得出男女性别的最终鉴定。

墨西哥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女运动员

生命微观领域里持续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向奥运会的性别检测提出科学质疑，性别之差并不简单，相反却异常复杂，纵使科技日新月异，但依旧难以尽窥人体奥秘。一位印度妇科专家说道：“谁也不能够仅仅通过观看他或者她的外生殖器，就确定一个人是男还是女。有的人生下来时性器官就暧昧不明，另外一些人的解剖组织构造与他们的性染色体不匹配。”此外，现实和科学都证明，人类的性别并不是表面上简单的两性，在男性和女性之间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性别状态，也就是所谓的“两性人”，限于篇幅这里略去不谈。

由此可见，奥运会中的性别检测未能完全消弭争议，检测技术仍存在发展的空间，而且性别检测也并非只受科学的影响，它的实施与否还要承受来自社会方面的诸多压力。要求性别检测的原因或许有男性对女性运动员的轻蔑，也有女性运动员之间的毁谤等，但更主要的是为维护女性公平参与竞赛的权利。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的美国女运动员

结语

《奥林匹克宪章》告诉我们，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精神相互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而女子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百年历程正是人类“平等、发展、和平”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女性解放运动成为女子体育的助推器，她们在奥运会上从观众变为参与者等一系列变化，也证明了女性解放运动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但时至今日，奥运赛场上并不完全是一片祥和之气，对于女性运动员的歧视也不能说完全瓦解冰消。就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虽然有不少穆斯林女选手现身参赛，外界对于这一群体依然存有很多争论，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如何将奥林匹克运动会与女性解放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其愈加有效地发挥双向作用，是现如今需要人们共同思考的课题。正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所说：“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增加奥运会女子比赛项目，而应要求奥林匹克运动为推动妇女解放做出更多的贡献。”当2016年8月10日的女子沙滩排球比赛结束后，埃及最终不敌德国落败，但埃及队员们仍对自己能够来到里约参赛感到由衷地开心和自豪，那位19岁的埃及女选手Doaa Elghobashy表示，她已经戴了十年“希贾布”，但这从未影响她追求自己所热爱的沙滩排球运动。

文章作者：南开大学 杨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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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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