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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高巍，男，1946年10月生于上海，中共党员。1969年毕业于上海体育学院，先后在贵州省遵义县第一中学、贵州省遵义市体委、福建省福州市第十一中学、上海市普陀区少体校、上海市普陀区体委、上海市体委等单位工作。1995年2月，调入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直至退休。曾任上海市体委训练一处副处长、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等职。

校女子篮球队获96年全国少年女子乙组第一名（后排左一高巍，前排右三叶莉）

一、高校长，您父亲是上海滩知名作家柯灵先生，但您却“弃文从体”，能否谈谈这个重要人生选择的缘由？

高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一言难尽。我还是从我家庭背景说起。

我是1946年10月出生于上海。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是一个报人、作家，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很不容易。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外国人的租界、日本人的占领、汪伪政权和国民党统治的更迭，上海是一个非常畸形的大都会。我父亲来自绍兴乡下，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要在上海滩卖文立命，这是极其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眼中的父亲始终是忙忙碌碌，无暇顾及我们子女的教育和成长。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进步作家，他要反映底层人民的呼声，反对暴政和外国势力的侵略，有时还要与同为革命阵营里的同志打笔墨官司，他所面对的复杂环境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上海解放前几年，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的处境尤为艰难，为躲避迫害，他只能流亡香港，一家人的生活困境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吧，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很独立，即使有什么事，一般不去打扰父亲。

我是1953年秋季进入威海路第三小学（原民智小学），1959年6月小学毕业，升入卫星中学（原上海市第六十一中学，现民立中学）读初中。在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我并没有在体育方面表现出特别的天赋，虽然体育成绩还可以，但没有想到要往这方面发展。1962年，我考入了市重点高中杨思中学。该校是面向全市招生的寄宿制学校，远在浦东。当时杨思中学是体育特色学校，由于我田径方面有点基础，被吸收进学校田径队，并在学校和市级比赛（如上海市第三届运动会、市少年田径赛）中取得过一些成绩。这是我走上体育之路的直接原因吧。

其实，我在高中田径训练期间，区里一位教练看我有潜力，推荐去我报考市体校，但由于郊县训练条件不好，招生名额相对也少，我也就知难而退。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自己能够成为市体校的一员，这大概就是缘分吧。

但是，我报考上海体育学院还有非常复杂的“考量”。

在高中阶段，正值青春期的我有了自己的思想，人也有些叛逆。另外，我也遇到人生中的难题——这与父亲有关。父亲在五十年代中期，曾响应党的号召，满怀热情地创作了以红色资本家为题材的电影剧本《不夜城》，这个剧本初期受到好评，但随着变幻的政治气候，剧本和拍成的电影都被封存。到了1962年时，这个剧本再次受到了批判，并认为是歌颂资本家的“大毒草”。那时，我们全家预感到政治风暴即将席卷而来，我内心就特别苦闷。所以，我就寻思自己的出路。我对自己的分析是这样的：文化成绩不错，考大学应该没有问题；我的短板是家庭，是父亲的“政治问题”，我的“政审”可能难以过关。于是，我就想到自己是否通过体育方面的特长，去弥补家庭出身的“短板”。我想，报考体育学院，可能对政审的要求低一些。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吧，我就努力加强田径训练，并在1965年考上了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系田径班。

浙江绍兴柯灵小学

二、这确实有复杂的时代背景，但所幸结局尚好。那么您大学期间经历了什么？毕业去向是哪里？

高巍：我是1965级大学生，大学四年中，只有第一年有相对平静的读书环境。到了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深入，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被卷入其中，有时，自己想当一个“逍遥派”，但其实很难实现。那个阶段，父亲已被关押和批判，被戴上“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在整个四年中，我甚至没有见过我父亲。但我还是要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接受“洗礼”。1969年夏，应该是我们毕业分配的时间，但因为这场运动，学校已制定的分配方案被冻结，一直到一年后，才重启毕业分配工作。按照政策，我本可以留沪，因为我哥哥参军，大姐在解放初参加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后留在福州。但当时上面要求，大中专毕业生要坚持“四个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和基层），并实现“一片红”（上海一个不留），我也就听从组织安排。

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分配有一个总体方案，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类是上海附近的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份；第二类是偏远地区，如新疆、黑龙江、青海、甘肃等地；第三类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省份。我属于第二类，分配去向是贵州省。

三、最终您分配在贵州哪个地区，您在贵州工作了几年？请谈谈那段最初的工作经历。

高巍：那是一段极其难忘的经历。那时正值暑假，我报到的地点是贵州省遵义市。那时全国大学生分到贵州的人有多少，我不清楚具体数目，但在1970年，我们一起去贵州遵义的大中专毕业生大约有1000人。贵州一共有9个专区（7个地区、2个自治州），遵义是仅次于省会城市贵阳的第二大城市，应该是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我们报到后住在遵义一个很大的饭店，住宿费是五毛钱一晚。这个大饭店，并不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高档饭店，而是它的接待规模大，其实房间设施非常落后，我们住在一个可以容纳50人的大统间。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到遵义地委人事部门报到。遵义地区下面又有13个县，我们一千来人要按需分到这13个县。那时，我们的档案还在途中，人事部门就跟我们约谈，确定分配去向。幸运的是，我被分配在遵义县——这是遵义地区条件最好的县了！到了遵义县后，我没有被分配到乡镇（遵义县下辖15个乡镇），而是被分到遵义县第一中学。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可以具体展开一下。

遵义县和遵义市区之间有二十多公里路，我们一批人就乘车去遵义县政府去报到。在县政府门口不远处，我碰到一个女同志，我就问她，县政府人事处在哪里？这位女同志大约40岁左右吧，她大约听出了我的上海口音，就主动问我的一些情况。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也听出了她普通话中的上海口音，我就告诉她自己的情况。就这样，她对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后来，我去人事处报到时，人事处的同志看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我被告知，工作单位是县一中！我顺口说谢谢。那位工作人员说，不用谢，这是县一中校长指名要你的！我这才恍然大悟，我遇到贵人了！

事后，我才了解到，这位女同志原来是遵义县一中的校长。她原本是我们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的校长，而她老公原是上海松江县教育局局长。他们一起到贵州工作是有特定时代背景的。1964年，中央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央在贵州查出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干部问题严重。为加强贵州干部队伍建设，中央在多个省市选拔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叫“支黔干部”，前往贵州工作，这对校长夫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

我在遵义县一中除了上体育课外，还上数学、语文课，组建学校田径队，并担任班主任工作。那时我只有23岁，年轻，有干劲，一心想把工作干好。由于工作积极，课上得好，我的工作得到校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一年后，我被借调到遵义地区体委，担任田径教练。由于遵义地区缺少优质师资，田径水平本来较低，在我的努力下，遵义地区的田径水平有了长足进步。1972年，贵州省体工队和省体校恢复招生后，我向省体工队和省体校陆续输送了许放鸣、曲媚萍、王玉光、张邦义、孙曲、奚浙黔等9名运动员。

我是在1972年结婚，爱人在上海工作。由于两地分居，我在1975年提出要调上海周边地区（回沪不够条件）工作的申请，但遵义一中和地区体委不愿放我走，要我再为遵义县体育事业奉献二、三年，培养一批田径人才。当时我也特别实在，就继续埋头苦干。到了1977年底，在我哥哥和姐姐催促下，办理了商调手续，但根据规定，我还是无法回上海。当时，哥哥和大姐均在福州工作，他们帮我联系了福州市第十一中学，我在那里又待了三年。1981年9月，按当时的内部政策，上海和外省的人员可以对调，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政策回到了上海。

从1970年7月到1981年9月，我在外省待了将近12个年头。在遵义的8年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8年，在那里，我度过了最有激情的工作阶段，也与当地领导、同事、老乡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遵义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但人总归要考虑家庭等诸多因素，再无私的人，也有最基本的伦理需求。这里我再补充说一下，我在遵义一中的校长夫妇，也想调回上海，但限于严格的户籍政策，他们于1975年调到浙江绍兴任职，后来他们还写信给我，说可以帮我联系调往绍兴事宜。我内心极其感动，却无以回报，但这又何尝不是生命中的美好？

四、从福州回上海，您调到什么单位？又是什么时候来到市少体的？

高巍：我虽然获得调回上海的机会，但我遇到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合适的接受单位。按当时的政策，接受单位要自己落实。和我对调的福建籍干部是一家上海国企的工程师，那企业无合适的岗位安置我。我爱人当时在上海外资企业搞设计工作，对教育、体育系统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有几次曾请假带了四岁的儿子去陕西北路500号（市教育局机关）和南京西路150号（市体委机关）去碰运气。当时，市体委人事处的一位干部看到我爱人一脸的失落，还带着一个几岁的小孩，实在于心不忍，心生恻隐之心，善意提醒道：“你应该去各区教育局、体委和少体校去试试，想进市体委，基本上没有机会。”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爱人去了普陀区少体校咨询。说来也巧，普陀区少体校正好缺一个训练干部，主要工作是收收材料，跑跑腿。我爱人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说单位还可以，就是工作是打杂的，征求我意见。我说，那太好了，不要说做训练干部，就是搞其它工作也没关系，一家人团聚才是最重要的。结果，我就去了普陀区少体校，在那里任训练干部。后来，校长看我勤快，履历过硬，还让我兼区少体校田径教练。

普陀区少体校向一线运动队输送优秀运动员（右二 高巍）

普陀区少体校训练科一共3个人，一个科长，两个干事。我很珍惜这份工作，所以很卖力。但我到任不久，遇到一件大事。当时，上海市正紧锣密鼓地推进承办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首次在京外省市举办）的各项工作，而不少竞赛项目的筹备工作被分解到条件较好的区县承办。普陀区政府和区体委将承办柔道、摔跤比赛，区体委就要组建这两个项目的竞赛委员会。另外，区体委还要组队参加上海市第七届运动会，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区体委主任在一次会议上问我们校长：你们学校有没有能吃苦、办事能力强的人，借调到区体委搞筹备工作？校长回答，人倒是有一个，新来的，挺勤快踏实的，但我们才用了一年，借去区体委，我们这里的工作怎么办？我们主任是一位老干部，他说，体委工作更重要；如果你们缺人，再想想其它办法！就这样，一锤定音，我借调去了区体委业务科，主要工作是参与筹备第五届全运会柔道、摔跤竞委会工作和备战上海市第七届运动会，还有就是日常对接市体委有关处室相关业务。

完成普陀区体委领导交办的“三十五年来我区体育事业主人成就 ”展览

我也是运气好，我在区体委待了两年多吧，那时市体委训练一处正好缺人，问我是否愿意去？不过也有个条件，就是要有半年的试用期。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我在区体委是临时借调的，现在有机会来市体委当公务员，那不是天上掉下馅饼吗？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兴奋，而是犯愁。市体委当然好，但区体委对我不薄，领导信任，环境熟悉，我若另攀高枝，心里上的不舍，情理上也开不出口。李宗镛处长知道我的心思，就专门找我谈话，说你来市体委，眼界会不一样的，对你的发展有好处，至于你们领导的工作，我会打招呼的。几天后，市体委副主任朱亚爱（训练一处原处长）也专门找我谈话，在他们推心置腹的劝说下，我就去了市体委。

1986年上海市体委和可口可乐亚洲总部合作举办全国足球训练班（左二李宗镛处长、左三可口可乐亚洲总监、右一高巍）

市体委训练处分二个处室，训练一处分管普通体育项目，训练二处分管国防体育项目。训练一处不仅负责全市竞技体育工作，也负责各区县体委训练经费的划拨，所以是比较重要的部门。我在训练一处的主要工作是联系各区县体委和少体校。我工作不到半年，李宗镛处长就找我，说市教委有一件很重要工作要我们市体委协助，体委领导研究决定把这项工作交给我们训练一处，你现在手头工作不多，是否把这项工作揽下来。面对领导下达的任务，我当然一口答应。事情原委是这样的：恢复高考政策实施多年后，体育特长生的加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现在，市教委研究决定，上海市体育特长生加分政策从1986年开始实施，具体加分政策由国家教委制订，加分的认定由市体委有关部门审核认定。当时体育加分政策规定：凡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中阶段参加市级以上相关项目比赛，取得个人前五名、集体项目前三名者，可在高考总分中加一定分数 ，在规定分数线内给予录取。

我接手此项工作后，每年有两个月时间借调到市教委高招办，参加高校招生体育特长生的认定工作，这项工作我一干就是十年，在我印象中，上海市每年符合加分的高考生有500人左右。由于我在认定工作中比较细致，所以这项工作得到了市教委和市高招办的一致好评。

我来市体委训练一处工作几年后，当时市体委多个处室和下属单位正酝酿人事变动，处长李宗镛将调到上海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当院长，李宗镛处长私下跟韩竞英（后来曾任市体校党委书记）和我通气，准备带我们俩去体工队，随后一段时间，我们也作好了去体工队的准备。最终，经局党委慎重决策，韩竞英去了体工队，我留在训练处。李宗镛调离后，刘师余接任一处处长，陈宝银任副处长。后来，陈宝银接任处长，我遂被提拔为副处长。1995年2月，离八运会召开还有两年时间，根据组织安排，我调到市体校，担任副校长，一直干到退休。

五、请回忆您在市少体工作期间，学校领导班子的情况、您的分管工作和学校运动项目的布局情况。

高巍：我来市少体，校领导班子成员有：叶蓓伦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和一线队伍；我是副校长，分管二线教学训练，联系一线女子足球队；吴钰芬任专职副书记，负责党建工作和一线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周铭任副校长，负责文化教育、学生管理，联系一线柔道队。1998年6月，校领导班子又有大的变动，叶蓓伦调任上海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校长由宋吉福担任，沈利龙任党委书记，周炳云接替许周铭，任文化副校长，胡萍任副校长，我的工作没有变动。

当时，学校有四支一线运动队：女足、柔道、棒球和垒球；二线运动队有12支队伍：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体操、乒乓球、羽毛球、棒球、垒球、柔道、击剑。

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来我校视察（左起：程演、高巍、徐寅生、宋吉福、曹燕华）

学校当时的总体任务是，一线运动队要围绕第八届全运会的备战工作，力争在全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指标为1-2个项目获得金牌）；二线运动队着眼后备人才培养，在年度比赛和输送上完成相应的目标任务。二大任务中，前者是重点，所以学校领导班子聚焦一线，无论是集训，还是比赛，一线队伍到哪里，有关领导就要盯到哪里。当时，我分管女足，主教练是马良行，还有夏伦芳教练，领队是阙伟芬，队医左敏国，我的工作主要是服务保障，确保工作的稳步推进。

六、您联系的女足，在全运周期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女足项目的情况以及取得成功的原因。

高巍：我分管女足，也是我运气好。我来之前，一线女足在93年底前实施了教练员竞争上岗，到了1994年，一线女足拿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冠军——1994年全国女足锦标赛冠军。1995年，一线女足勇夺全国联赛冠军和全国锦标赛冠军，成为“双冠王”，正式登上全国女足霸主地位。1996年，上海女足乘势而上，不仅把联赛和锦标赛冠军收于囊中，还在1996年新设的超级联赛中及女足超霸杯中折桂，加冕“四冠王”，女足赛事的冠军，无一旁落。1997年是全运会年，上海女足夺取女足联赛、锦标赛和全运会三项冠军。有一个统计，从1994年至2001年，马良行指导执掌上海一线女足7年，拿到了19个全国冠军，其中还包括两届全运会冠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一线女足的成就还应包括对中国女足的贡献。中国女足的高峰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1999年女足世界杯，两次重大赛事，中国队均获得亚军。在1996年奥运会上，我校孙雯、水庆霞和谢慧琳入选中国队；1999年女足世界杯，我校孙雯、浦玮、谢慧琳、高宏霞、王静霞5人入选。尤其是孙雯，她是中国女足队长，在比赛中起到关键作用，尤其是在1999年女足世界杯比赛中，以7粒进球成为最佳射手，收获“金靴奖”，并被评为最佳球员，荣膺“金球奖”。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孙雯又再次荣膺最佳射手称号；同年12月，她被国际足联评为“20世纪足球小姐”。

中国女足获99年世界杯亚军，上海籍教练员、运动员凯旋（左起：李必、高宏霞、谢慧琳、宋吉福、孙雯、沈利龙、浦玮、王静霞、高巍、胡萍）

在那个阶段，上海女足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市体育局领导和校主要领导对女足的把脉、定向、决策和运作，是关键所在。在当时的形势下，一线如何突破瓶颈，迎难而上，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就牵涉到如何用人，如何激励队伍，如何争取资源问题。譬如主教练员的产生，开展竞聘上岗，马良行脱颖而出，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再譬如，当时男女足收入反差极大，女足教练员和运动员无法得到有效激励，这是我们体育局体制内无法破解的难题，我们只有寻求市领导的帮助，市委龚学平副书记分管体育工作，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最终上海远东电器商厦出资赞助，解决了一线女足经费问题。等赞助单位落实了，学校赶紧就为一线女足制订特殊政策，为女足保驾护航。

八运会召开前夕，市委副书记龚学平来校视察（叶蓓伦校长陪同）

第二，主教练的能力水平是队伍建设的核心所在。作为年轻教练，马良行指导的执教有自己的理念，思路清晰。譬如女足要走男足化发展之路。这一点其实是很正确的，现在欧美女足的发展和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此外，除了抓好技战术，他抓队伍作风，狠得下心，队伍的战斗力大大提升。

第三，管理上明确责任。作为学校，除了做好保障工作，我们做到放权，只要是主教练职权范围内的事，学校不干涉。学校主要是监管你的训练是否到位，作风是否过硬，团队运作是否平稳，最终是用比赛成绩说话，这是硬指标。

第四，一线女足的团队运作非常高效。我们采用主教练负责制，主教练选人、用人，建立权威，且能以身作则；领队阙伟芬善于协调，做好队员的思想工作，处理好杂务；其他教练各司其职，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开展。总的来说，就是激发每个人的潜力，把工作做到最好。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上海一线女足能够在三十年里长盛不衰，离不开我们上海女足青训体系的完整性，特别是市少体作为二线女足的龙头，有一个很好的引领，优秀后备人才输送源源不断。

七、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上，市少体拿到了5块金牌，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请您回忆当时的情况和感悟。

高巍：第八届全运会上海是东道主，上海拿金牌总数第一，这是上海体育代表团的核心目标。这个压力是巨大的，但市委、市政府也给市体委特殊政策，确保目标的实现。市体委要分解金牌目标，我们市少体有4支一线队伍，根据各支队伍的实力，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力争1-2个项目获得金牌。当时，为鼓励足篮排三大球和其他需要特别扶持的集体项目，国家体委规定，冠军折算2枚金牌，亚军折算1枚金牌。按照学校一线队伍现状分析，女足前一年度获四项冠军，不出意外，应可获2枚金牌，女子柔道项目从辽宁引进了2名有争冠实力的运动员，理论上可获得1枚金牌；垒球项目，上海队位居全国前三名水平，理论上可以夺得1-2枚金牌，棒球队实力稍逊，不列入争冠目标。

市体校一线垒球队合影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我们超额完成了既定目标。具体成绩是：女足没有悬念，以全胜战绩夺得冠军，收获2枚金牌；女子柔道无差别级选手高大伟在决赛中惊险胜出，收获1枚金牌，另一选手徐静，获得-72公斤级第4名；垒球队超水平发挥，夺得冠军，收获2枚金牌。另外，棒球队（与广东队联合组队）取得第二名佳绩，属于超水平发挥。

整体来看，我校在全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我认为获胜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就是要靠实力，女足和垒球，本身具备冠军实力或争冠实力。其二，政策支持非常重要。我们柔道项目没有顶尖选手，拿冠军并不现实，所以要引进优秀选手，这就牵涉到安置经费、户籍转移等事宜。当然，这其中还有其它复杂而不便公开的环节。其三，东道主的优势也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上下同心，全运氛围的营造，后勤的保障，每一个环节，都是成功的要素。

另外，我们也组织职工啦啦队去比赛现场为一线队伍加油助威，成为赛场的一道风景线。每当我方进攻时，我们啦啦队就擂响战鼓，大家一起喊“上海队，加油”的口号，场上队员顿时抖擞精神，发起冲锋。其间，也发生不少趣事。譬如，我们教务科有位姓李的老师，有人总拿他开玩笑，说李老师不要站前面，因为不吉利（李老师谐音“连老输”）。李老师自觉吃了“哑巴亏”，只是笑笑，就自觉站到后面，怕场上学生看到。

市少体啦啦队

八、在您担任市少体副校长期间，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运动训练中心进驻我们学校，您退休后，又在他们那儿工作了十年，您对他们也是最熟悉的，请说说您的看法。

高巍：从我的层面来讲，掌握的情况并不全面，但可以大致说说我的看法。据我所知，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运动训练中心进驻市体校，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这是市政府层面上的决策，由市残联和市体委协调，我们市体校具体负责执行。

2003年抗击非典表彰大会，邀请市残联体育训练中心、体育局宣教中心共同参加（左起：校长助理张明泉、副校长高巍、校长宋吉福、党委书记韩竞英、副校长胡萍、残联训练中心吕志新主任、市体育局宣教中心刘主任、副校长周炳云）

全社会关心残疾人事业，这是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为推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1983年，我国在安徽合肥召开了首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并于1984年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残奥会。应该说残疾人运动会的召开，大大提高了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注度，影响大，意义深远。而到了1996年第四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之后，我们上海要接棒举办将于2000年5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为了当好东道主，就要解决残疾人运动训练的场馆、教练等一系列问题。经过实地调研，领导们认为，将残疾人运动员训练放到市体校，可以一举多得。首先是解决场馆问题，市体校训练场馆比较全，可以错峰使用；二是教练资源优势，市体校各项目基本都有，教练充足；三是生活配套基本具备，就是宿舍和食堂容量不足，可以建造。为此，我校配合市残联，于1998年开始，动工拆除了临水电路的五层办公楼和五十年代建造的三层仿苏教学大楼，建造了残疾人体育综合训练馆及附属办公生活设施。作为对市体校办公及文化教学设施不足的弥补，由市财政出资，在原教学楼的原址，建造了六层大楼，作为我校行政、教学大楼。

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市体校为顾全大局作出了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是全方位的，包括土地资源、场馆资源、教练资源等。另一方面，市残疾人体育运动训练中心的入驻，对市体校的训练或多或少产生一点影响，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在进驻的20多年中，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已参加的七届奥运会上，在女子坐式排球、轮椅击剑、田径等项目上获得几十枚金牌，为上海残疾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其中，也包括了我们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努力和奉献。譬如，训练场地的安排和协调；再譬如，教练资源的支持，上海市残疾人运动训练中心的一半教练是由我校二线教练担任。

据悉，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运动训练中心现在有了新家，占地100多亩，位于崇明陈家镇。这样的话，他们留下来的场馆可以由我们使用，也可缓解我校场馆容量不足的问题。

九、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您父亲是知名作家，但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具体情况，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大致经历、成就等情况和对您的影响。

高巍：我父亲笔名柯灵，原名高季琳，原籍浙江绍兴，1909年生于广东，从小在绍兴斗门镇学习和生活。我家老屋的斜对门是望族俞家。我家有祖业，但家道中落。父亲早慧，但只读了4年小学就辍学。一个偶然机会，他谋得乡村小学代课老师的职位，因为口碑不错，居然在19岁时，被县教育局任命为小学校长。父亲在15岁时发表文章，并在绍兴当地小有名气，后因同乡提携，闯荡大上海，在上海办报，后又转战杭州，虽历经挫折，但终成大器，在上海滩立足。他的经历中，主要工作是编报、写散文、时评，创作剧本和电影评论。他曾在《明星半月刊》《救亡日报》《文汇报》（副刊《世纪风》）《民族呼声》《万象》等报刊和杂志担任主编和编辑，在明星、联华等影业公司担任宣传主任、编剧等，由于他主编杂志鲜明的政治倾向，团结了进步作家，受到国民党和日伪的迫害，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组织营救脱险。1947年，父亲和诸多进步人士撤到香港，他在香港《文汇报》出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解放前夕，从香港前往北平，迎接新中国诞生，并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他曾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大众电影》主编、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他是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他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成员之一，为了表达对党的向往和热爱，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问题上，中组部曾作出批示：柯灵是民主党派负责人，党员身份不予公开，所以，他一直属于秘密党员。

1994年柯灵85岁生日与孙辈们合影留念

作为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父亲除了老报人、编辑的身份，在文学领域，他是有影响的散文家、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柯灵传》作者姚芳藻先生统计，“七十年来，柯灵出版了五十多部文学作品集子，绝大多数都是散文，此外还创作了十二部电影、三部话剧。”所以，父亲也是位高产作家，他的作品使他赢得了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电影特殊贡献奖、高雅艺术奖和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等荣誉。

父亲是一位严肃的作家，才华横溢。在他初出茅庐，担任明星影业公司策划时，他设计的一则广告尽人皆知。当时，胡蝶的新片《姊妹花》即将上演，公司要宣传科设计广告，父亲承揽下来，在《申报》上刊登大幅广告，但上面都是空白，只有8个小字：胡蝶是上帝的杰作。读者看后莫名其妙，如坠云雾。第二天，在《申报》的相同版面，再次刊登广告，这次广告还是大幅空白，只有9个小字：《姊妹花》是胡蝶的杰作。读者看后，拍案叫绝。

父亲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始终坚持“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只是想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人”，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父亲曾给绍兴秋瑾故居纪念馆题词，两次退回稿费。龙华烈士陵园建成时，馆方请他写碑文，给他万元稿酬，但他坚决推辞。他说:“先烈们为国捐躯，我能为他们写碑文已是无上光荣，怎么能收稿酬！” 父亲所得到的奖金、稿酬，很多都是捐给社会，其中多次向希望工程捐款。

父亲晚年话更少，对我们要求更为严格，从不许我们以他的名义要求什么，所以，我们都自觉按他的要求去做，事业上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绩。1994年的时候，我儿子高兴考取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时，他只说了一句表扬话，接下来的第二句话就让人意外，他说：“以后，你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干出点名堂来！”言下之意，不能靠他的“牌头”。

父亲去世于2000年6月，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经有关部门批准，在2016年整修并开放了位于徐汇区复兴西路147号的柯灵故居。 由于父亲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之一，所以柯灵故居入选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教育基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章”

最近，有一件事情令我们子女倍感欣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大会召开之际，我们收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章”，这是党和国家对曾经在抗日战争中作出贡献的文化界人士的高度肯定。

十、您的经历，其实也蛮曲折的，代表了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的一代人的奋斗。您是如何看待您走过的人生？在新形势下，您对学校有什么建言？

高巍：与我的父辈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是非常幸运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火红的年代”，虽然和时代一起走过弯路，但最终汇入改革开放的洪流。新中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无法演绎的，幸被我们赶上了。

回首自己走过的体育之路，也是误打误撞吧，虽然在专业领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也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为此奉献了一辈子。我只能说，感谢体育，是体育让我经历了那么多美好的事，遇见那么多有情有义的人，并且让我们一起为上海的体育事业添砖加瓦，共创辉煌。

作为一个体育事业的过来人，我们已把火炬传递下去。我唯一的想法是，我们能够传递的是精神，是中华体育精神，是奥林匹克精神。体育运动是我们人生的载体，我们不光要在竞技体育的舞台上展现“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风采，更要遵从规则、公平竞争，并把相互尊重、团结友爱、奉献社会的普世价值，作为完善我们人格的毕生追求。

撰稿：周玉甫 照片：高 巍

来源：微信公众号“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原标题《体校记忆｜珍惜每一次机会，感恩五环下的遇见——高巍副校长访谈录》